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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市场就有不同的规则，因此在风险方面，也比一般的基金面临更多的风险，包括海外市场、汇率、利率等方面的境外投资风险，流动性、大额赎回等基金运作风险以及一些特定风险，如欧洲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对每日证券交易价格并无涨跌幅上下限规定、欧洲地缘性风险等。

上周（1月21日-1月25日），主要发达国家国债长端和短端收益率总体下行。长端利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3bps至2.76%；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6bps至0.600%，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8bps至0.15%。短端利率方面，美国1年期国债利率小幅上行1bp，日本1年期国债利率下行0.1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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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全球金融监管协调加强，第一次有了全球性的资本监管协议，相关国家分业监管框架继续完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固定汇率变成了浮动汇率，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骤然上升，各种避险的金融创新不断产生，使得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产品交叉、业务交叉，导致商业银行风险不断上升。伴随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衍生品得到迅速发展，商业银行产品和业务越来越复杂，跨境经营及竞争日益激烈，并发生了全球第一家银行因市场风险而倒闭的事件，因此，各经济体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国际协调的迫切性上升。1975年，国际清算银行在巴塞尔设立了银行监管委员会，明确东道国与母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责任；1988年7月，颁布了第一个准则文件“巴塞尔协议”，使得银行业的资本监管有了全球统一标准；1997年，颁布《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它的出台和实施进一步强化了全球监管的统一性，也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第三个债务短周期的起点是2018年初，2017年下半年开始，银监会“三三四十”政策、资管新规等政策，加上央行在资金投放上缩短放长推动金融去杠杆，影子银行业务面临严格规范，政府杠杆和居民杠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在私营企业的带动下，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回升，GDP增速也基本平稳，CPI小幅上升；2018年上半年，货币紧缩+强监管的效果开始显现，同时民营经济遭遇融资困境，杠杆率增量回落，GDP增速开始下滑，CPI则保持平稳。

王玉宝：确实如此。浙江人自古崇文重商善工，社会认同创业光荣。这在整体上构成了一种可贵的营商人文环境。前段时间，一家与浙江相关的民营火箭公司发射火箭失败了。但本地媒体马上评论说：朱雀虽折翅，精神诚可嘉。整个社会呵护民营企业家、呼唤创新精神，真的把民企当成了宝。所谓的“民营经济退出论”根本站不住脚。